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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须为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及新冠肺炎疑似病人,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只要其实施了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相关行为,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均可能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基本案情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规定的乙类 ,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1月22日被告人郭某(其2019年2月至2020年1月期间在武汉市黄陂区务工)与其子郭某甲、同村人邱某甲驾车从武汉市返回德阳黄许镇。出高速送完邱某甲后,郭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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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注册商标经典案例

 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中的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需要综合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银行账户交易流水、送货单、快递公司电脑系统记录等证据认定。 典型案例 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中国注册的商标为SMSUNG,此商标有效期直至2021年7月27日;三星电子株式会社在中国投资设立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并且获得特别授权,主要负责公司名下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管理与法律事务。2014年8月,被告人赵某林通过网络中介购买了名为三星数码专卖店的淘宝店铺来经营,在并未经过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的授权下,从深圳市华强北等手机批发市场批发大量假冒的三星手机裸机与配件,自己进行组装,并且通过三星数码专卖店在淘宝店铺上以正品、原装、二手等进行宣传、销售。 被告人林某系该店的客服人员,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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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新冠患者也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离不开刑法机能的良好发挥。将新冠肺炎纳入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范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并不会导致刑法秩序的冲突。妨害传染病防治 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应当注意主体之间的转化对定罪的影响,同时,妨害 传统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也更加符合刑法体系。 如果贾某被确诊为新冠患者,刑法也会根据不同情况,对其追究责任。 一、如果贾某确诊之后,并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即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已经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此时,贾某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不特定多数人一同被传染新冠肺炎,仍然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并且还放任结果的发生,很显然,其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应当将他的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贾某确诊之后,采取了防护措施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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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传染病防治还是危害公共安全?

 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 需要行为人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行为,其中,甲类传染病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与国务院有关规定予以确定。根据《传染病防治法》 的具体规定,甲类传染病是指鼠疫、霍乱。 当然,国务院如果另外对甲类传染病作出新的规定,也应当按照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其次,在司法实践中,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例,还是密切接触者、重点风险人员等几类主体往往存在转化的情况。 经典案例 2021 年1月15 日,在武汉出差已经联系居住两周的被告人苏某连,在得知居住的小区马上会施行七天封控管理措施后,改签车票连夜返回老家,16日返回老家后,老家也启动了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响应,要求从高风险地区归乡人员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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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别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而票据诈骗罪,是指利用金融票据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在构成要件上,二者存在以下区别:第一,在客体方面,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票据诈骗罪侵犯的是票据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第二,在客观方面,诈骗罪主要表现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欺骗对方当事人;而票据诈骗罪则主要表现为虚构票据事实或隐瞒票据真相,通过实施票据行为进行诈骗活动。据此,由于被害人给付被告人财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被告人虚假保证的信任,而非对虚假票据事实的信任,此时,被告人并没有利用金融票据的支付功能实施诈骗,也未侵犯票据的管理秩序,其行为不属于票据诈骗,因此,在上述情况下,被告人的行为更符合诈骗罪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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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明知无实际偿还能力,在骗取他人已贴现的汇票后,冒用他人名义以汇票做抵押从银行贷款的,其与银行在签订、履行贷款合同过程中,并未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亦没有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因此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其客观方面表现为冒用他人汇票用作抵押贷款的金融诈骗行为,其诈骗的不是贷款提供者,而是贴现一方。该行为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票据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03年11月27日,A有限公司申请某银行支行开具了收款人为A公司上海分公司的3张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各为人民币(下同)1000万元,到期日为2004年5月27日。经被告人刘某联系、操作,A公司与王某清所在的B公司通过虚构煤炭购销业务的方法,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B公司,B公司于2003年12月3日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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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建群聊进行讲经活动,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

 信教公民的集体宗教活动,应当在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举行,由宗教活动场所或者宗教团体组织,微信群并非宗教活动场所,行为人通过私建微信群的方式,在人数众多的群友里面,进行讲经、教经等非法宗教活动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管理秩序,违反了我国有关宗教事务管理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且其行为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左右,被告人黄某科建立名为穆斯林礼拜的微信群,通过语音在该微信群中教他人做礼拜,该微信群有一百多人。2016年8月,黄某科在微信群中讲解《古兰经》里有关古尔邦节宰牲的目的的内容,该微信群里有一百多人。 法院判决 黄某科明知微信群里人数众多;微信群并非宗教活动场所,在非宗教活动场所不能从事宗教活动,却私建微信群,进行讲经、教经等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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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头支票”引发的票据诈骗案

 提供只有出票人签章,其余事项均空白的支票,授权他人予以补记,但在付款时支票存款账户并无对应资金的,实质上等同于签发空头支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票据诈骗罪中其他构成要件的,则应以票据诈骗罪对行为人予以论处。 经典案例 2018年5月2日,被告人乔某同被害人洪某、张某签订协议书,约定内容;被告人乔某购买一块100千克的石包玉,成交价格人民币29万元。被告人向被害人出具一张中国建设银行支票,承诺期限为一个月,约定时间到期后,被害人可凭支票换取现金,如果没有现金支付,被害人可以持该支票至银行兑现。2018年6月3日,被害方并未从被告人处取得钱款人民币29万元,遂持该支票至银行兑现,对现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账户内并无钱款,且该支票设有密码,无法兑现。被害人洪某、张某发觉被骗后为了弥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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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还是票据诈骗?

 行为人采用签发空头支票作抵押的方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虽然只是实施了签发空头支票的行为,但行为人仅是将空头支票作为债务履行的担保,并未通过向受害人交付空头支票直接获取对价的行为,并未侵犯国家票据管理秩序,仅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应当认定为诈骗罪而不是票据诈骗罪。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中旬,被告人于某林分两次向被害人黄某借钱,并谎称自己买新车需要借款,愿意向被害人黄某支付人民币4万元作为利息。被害人黄某前后分两笔款项转账给被告人于某林,双方约定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共计20万元,利息为人民币4万元。2020年9月16日,被告人于某林向被害人黄某出具了一张借款金额为24万元的借据,与此同时,给付被害人黄某两张数额为12万元的空头支票作抵押,谎称到期后如不以现金偿还,则黄某可以将支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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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数罪并罚案例

 行为人采用隐瞒真相的方式,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钱财,数额巨大的,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还采用支付空头支票与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钱财,并且数额巨大的,还会构成票据诈骗罪。一旦行为人伙同他人共同实施了以上两个行为,就构成共同犯罪,应以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数罪并罚。 经典案例 被告人孙某霞于2018年8月至11月期间,在未经许可即对采摘园承包装修工程的情况下,即与被告人孙某一共谋,通过被告人魏某、雷某及崔某(在逃)以可以取得装修工程为名,骗得被害人信任,使汪某、雷某支付人民币累计40余万元。当被害人汪某、雷某招聘工人,组织人员现场施工时,被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发现并立即制止,四被告人遂逃离该现场。孙某霞还使用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空头转账支票骗取当地木材经销部竹模板400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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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侵占村集体财产,构成职务

 村民委员会研究决定自行组织修建的村内道路,国家虽然有一定经费补贴,但该道路建设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的事项。村干部组织实施该道路工程建设,行使的是村干部管理村集体事务的职权,而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其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村集体财产的行为,应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2008年年初, 某 村委会决定修建四号路,同年 3月,时任 某 村总支书记的被告人 戎某保 决定将该道路工程交由个体包工头即被告人 刘某生 承建,因 刘某生 无道路建设资质,遂找到 邓某荣 共同承建,于同年 8月完工。 工程完工后,被告人 戎某保 与施工方共同商定结算工程款为 51万元,但实际给付43万元,结余的8万元被 戎某保 与时任原丁桥村财务会计的被告人 荆某柱 以支付工程款的名义从村财务支出,其中 6万元用于村务,2万元被 戎某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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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范围内的支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

 行为人作为公司的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经公司法人批准和许可后,通过财务人员报销了其与公司无关的费用,属于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支出,是否符合公司正常开支及公司规定,系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属于非法取得本单位财物所有权,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实践中,不应以行为人的支出与公司的经营行为无关,而直接认定行为人侵害了公司实际控股人的财产权利,从而构成职务侵占罪。 基本案情 2000年8月, A 公司在察布查尔县成立,办理了临时营业执照, 2001年11月8日,在察布查尔县工商局办理登记,注册资本为200万元(实物出资150万元,货币出资为50万元),其中何某某实物出资110万元(占股份55%); 梁某星 现金出资 50万元(占股份25%);察县民兵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民兵中心)实物出资40万元(占股份20%)。中洲公司2001年成立后经过多次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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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国家网络发布虚假信息,构成何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修正案(三)》第八条规定:第二百九十一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 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行为人侵入国家事务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是编造、发布虚假恐怖信息的手段行为,与编造、发布虚假恐怖信息行为之间属于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应当采取从一重罪的处罚原则。因此,行为人侵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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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因此,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集资诈骗罪是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意图永久非法占有社会不特定公众的资金,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人只是临时占用投资人的资金,行为人承诺而且也意图还本付息。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可根据该司法解释第四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 基本案情 2010年3月至2011年7月间,李某柱、郝某国、莫某才、毕某志利用众多公司的名义,向客户谎称其公司投资环保隔墙条板、哈尔滨向阳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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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关系不是婚姻关系

 仅具有同居关系的,不构成重婚罪 基本案情 自诉人孙某平与被告人刘某伟双方于1999年10月经媒人介绍认识,后按照农村习俗举办了婚礼,2001年2月20日生育了一女刘某1。孙某平的户籍于2004年11月份,由西平县五沟营镇迁入原郾城县邓襄,即迁到了刘某伟家,婚姻状态显示为已婚。孙某平与刘某伟二人因生活中产生矛盾,于2008年前后开始分居。刘某伟曾于2011年诉至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同居关系,孙某平以经常居住地为北京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后刘某伟撤诉。孙某平也曾于2011年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案由为同居关系纠纷。2019年5月9日,孙某平诉至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案由为同居关系纠纷,后孙某平申请撤诉,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9)豫1104民初1925号 民事裁定予以准许。撤诉以后,孙某平于2019年8月9日再次立案,案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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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婚罪必须是故意而为,没有故意不构成犯罪

 重婚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我国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或明知,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重婚行为,即事实上有两个婚姻关系的重合。 基本案情 被告人 韦某均 与张某 1未办理结婚登记共同生活,于1993年8月15日生育一女,取名 韦某 (又名韦希),后落户在 韦某波 名下。 1994年4月, 韦某均 因犯盗窃罪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1997年4月刑满释放。1999年9月17日, 韦某均 又因犯强奸罪,被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九年。 韦某均 在服刑期间,张某 1外出务工。1998年11月16日,张某1与 蔡某泉 在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婚姻登记中心办理结婚登记。 韦某均 刑满释放后, 梁某 经人介绍与 韦某均 相识, 2012年10月10日 梁某 与 韦某均 在蓬安县民政局登记结婚, 梁某 与 韦某均 均声明无配偶。婚后, 梁某 与 韦某均 感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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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诈骗方法”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并且达到骗取集资款目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其中,诈骗方法多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骗取集资款。 基本案情 张某寒是某玉石珠宝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10月、12月,张某寒先后在海南、广州、厦门等地成立分公司,组织杨某、汪某瑜等相关人员,以开展玉器、珠宝加工修护业务为名,采取高额回报及劳务费为诱饵,采取聘请社交能力强、人缘好、具备一定宣传号召能力的客户为理财顾问等手段来进行宣传,也通过虚构玉石具备养生增值效果、公司外界资金注入雄厚、投资无风险有保障等假象,鼓动社会不特定人员积极缴纳资金。 直至案发,张某寒等被告人吸收投资者资金人民币共计6千万余元,即使扣除期间已返还劳务费及合同款,仍欠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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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经典案例

 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集资诈骗,不仅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全面分析行为人无法偿还集资款的原因,如果行为人根本没有进行实体经营或实体经营的比例极小,并且将募集的款项隐匿、挥霍的,应当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间,被告人成某清、成某洋、马某三人以四川顺城公司名义,在明知无法归还本息的情况下,以高额回报等虚假宣传为诱饵,虚构集资用途实行非法集资行为,面向不特定公众集资,宣称集资款用于开发、研制电子产品。然而事实上,成某清虽然与相关单位订立过一些有关开发、研制电子产品的合作,但其投入的资金量占比极少。以此同时,被告人成某清、成某洋、马某三人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构事实、夸大公司实力的行为,向不特定公众发布的宣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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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假身份领取结婚证后再婚也构成重婚罪

 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重婚的行为。即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构成重婚罪。 基本案情 1999年,被告人蒋某被人贩子带到湖南省邵阳市,因为其不符合法定结婚年龄,人贩子为其制造假身份、假户口,蒋某于1999年11月25日,使用假名张某衫与于某在湖南省邵阳市某镇人民政府民政科登记结婚,二人此后共同居住并生活,婚后生育一儿一女。2013年,被告人蒋某因为网络交友渠道结交了被告人郑某,两人合计,毕竟被告人蒋某是用假名登记结婚,身份造假,因此不影响再婚。故被告人郑某在明知被告人蒋某与于某仍存在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仍于2013年11月5日,在山东省菏泽市民政局登记结婚,二人一同在山东生活并生育一子。 学术观点 目前法律上对行为人使用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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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透支且多次催收拒不归还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持卡人可以在法定的限额和期限内进行消费用途的透支,但是透支以后其应当按照发卡银行规定按期偿还本金和利息。如果持卡人在明知自己无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进行超限额或超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多次催收仍不打算还款的,系恶意透支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贺甲以借为名,多次诈骗他人现金、财物共计224136. 3元;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19951.58元。 法院判决 本院认为,被告人贺甲生意经营亏损,在明知没有债务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其资金实力、隐瞒其还债能力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贺甲恶意透支信用卡消费,经银行多次催收拒不还款,其行为还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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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万世之安,立义于庭.

扬正义之气
权公平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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