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134条中，增设“危险作业罪”。自2021年3月1日起，危险作业罪正式加入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圈”。

危险作业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其保护的法益在于公共安全，成立该罪必须满足两方面条件 。

（一）实施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具体包括3种情形 ：

1.破坏安全系统并数据作假型。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 ；

2.拒不整改重大事故隐患型。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 ；

3.擅自、非法生产型。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

（二）行为造成了相应的侵害结果，即本条规定的“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

本罪的行为主体为所有安全生产从业人员，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一线从业人员。

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即行为人认识到具体的公共危险，仍然故意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包括国家制定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生产经营单位制定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危险作业罪法定刑分析

总体看来，危险作业罪属于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中的轻罪，根据《刑法修正案（十一）》第 4 条的规定，犯危险作业罪的，处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德国著名犯罪学家李斯特说，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要比处罚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更有价值，更为重要。实际上，危险作业入刑的警示或者说预防效果远远大于惩罚效果，刑法在提升危险作业违法成本的同时，也让“危险”的预期时刻提醒着行为人，此举填补了刑法惩治危害生产安全犯罪的短板，有利于刑法功能的整体发挥，也符合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客观要求。

危险作业罪加入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圈”，给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特别是与司法机关的衔接带来新的课题。

由于危险作业罪是具体危险犯，构成该罪虽不需要重大伤亡事故后果的发生，但必须发生实害结果，满足《刑法修正案（十一）》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条件。

何谓“现实危险”？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但司法一定会不断给予解释。一般情况下，“现实危险”也就是具体的、现实性危险，也就是如不采取反措施，极有可能马上或不久肯定会发生事故的风险。

但是，这种“现实危险”，需要有足够的、形成链条的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如果证明存在“现实危险”的证据难以获取及固定，容易放纵或纵容犯罪，法律成了纸老虎；而一旦发生事故，相关安全监管执法人员由于工作不到位，特别是案件不移交，极有可能涉嫌渎职犯罪，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因此，在可移、可不移的情况下，出于风险管理的偏好，行政执法人员会选择主动移送，这不仅给行政相对人（即涉嫌危险作业罪的行为主体人）权益保障带来极大威胁，也增加了安全监管执法人员滥用职权的风险。

随着危险作业罪的正式实行，很多安全生产从业人员都将会“暴露”在这一刑事责任风险下，必须及时自查自纠重要或关键的安全设备设施的设计、安装、使用、维护及其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高效整改，并依法依规、取证生产，从而避免刑事责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