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改革试验值得肯定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是最高检察院第一批刑事合规改革的试点工作，前期的先试先行取得一定改革成效，并发布了四个典型案件，涉及污染环境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串通投标罪等。但是，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是否有实行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必要？对此，理论上肯定论、否定论、折衷论之争，并没有达成共识。1.肯定论。有学者指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不仅有着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考虑，也有着改造民营企业经营模式、进行除罪化改造的考虑，最终实现减少和预防民营企业犯罪的积极效果，发挥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肯定论是当前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大力推广的必要。2.否定论。有学者指出：“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为了顺应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趋向，在企业犯罪治理领域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非直接引入域外的刑事合规计划，具有特定的制度优势，同样能够产生多维法治价值。”可见，否定论主要是因为已经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认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为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所包含。3.折衷论。有学者指出，企业缓起诉制度可以有效克服刑事追诉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促进公司开展刑事合规计划。但是，基于实体法上企业犯罪责任归属模式以及法律文化的差异，缓起诉制度的引入应有限度。可见，折衷论强调企业刑事合规暂缓起诉，而不是不起诉，且应当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不难看出，从程序法上把刑事合规计划与不起诉制度关联起来，这是当前最为有力的主张，否定论与折衷论的观点只为个别学者所坚持。固然，中国法学要想在国际社会获得话语权，就不能只跟着国外法学使用的概念，而是需要通过观察、归纳生活事实来创制新的描述性概念，并进一步通过抽象、提炼来创制具有影响力的规范性概念。企业刑事合规作为一个国外法学的概念，提倡与发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感觉就像自家土地里种别人家的种子，自然不如“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这一本土法学概念更加具有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就此而言，否定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此为理由反对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也混淆了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之间的界限。肯定论与折衷论的观点都支持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只是折衷论的观点较为谨慎。
赞同肯定论的观点，刑法学需要立足于刑事司法的需求，总结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经验与教训，将其凝炼成为概念化、理论化与体系化的理论，以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良序互动。众所周知，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并非本土法律概念而源于英美法系，刑事合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治理，从而有可能防止和发现内部的不当行为。企业预防内部不当行为的责任主要在于企业本身，所有现代刑事合规计划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处于监控、监督其成员行为的最佳位置，当企业出现刑事合规计划失败时，则会导致企业本身被刑事追究。认为，就目前中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而言，这主要是一个刑事政策分析问题，刑事政策分析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大环境进行讨论，放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追求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实现刑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等语境下考虑，才能弄清这一刑事政策转变的时代意义。
第一，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作为社会学的理论主张，强调法律及其实施的有效性、功能性。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基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国家也难以有效监管某些大型复杂公司组织，这些组织由于其规模和内部复杂性，国家对其进行外部直接干预或监管存在难度。或者说，国家无法控制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风险，才有必要依靠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一种方式自我管理风险。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公司、企业等组织体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改进、自我监督方面的力量，可以实现治理体系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周密布局，有利于构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共治”，有利于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功能秩序。而把本属于国家责任的事务，转交由公司、企业等单位来承担，则需要一种激励机制，即督促企业通过合规计划监管自己的商业活动，法律因此而给予其责任承担方式的照顾。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不仅是量刑减轻的情节，而且是免除刑事责任的事由，这可以有效激发公司、企业进行刑事合规计划的积极性，使企业开展刑事合规计划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以商业贿赂治理为例，法律及其实施必须正确处理规制企业贿赂犯罪、改善企业内部治理与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惩治公司、企业商业贿赂而破坏企业发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意味着单位犯罪治理的时代转型，即从事后惩罚意义上的消极预防，转变为事前、事后的积极预防，强调公司、企业在预防单位犯罪中的主体性作用，重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
第二，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确保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单位犯罪治理的传统模式强调对公司、企业等的惩罚，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治理体系，在治理目标上存在偏差，即把惩罚作为犯罪预防的手段，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并不好，因为单一的惩罚模式并没有关注单位犯罪的根本原因。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正是在这种反思中逐步形成，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广。认为，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是由于企业组织、企业文化不完善造成的，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法人组织复杂化、经营活动跨国化，各国在预防公司、企业犯罪方面不得不面对调查取证越来越难、保护民营企业等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二元刑事责任论，以提高单位犯罪的预防效应。当然，社会效果的考虑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意义上，而是要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即有效推动被调查的公司、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以公司、企业的努力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与结构，有效破解传统惩治公司、企业犯罪模式之社会效果不佳的困局。
第三，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实现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的核心议题，刑事政策作为犯罪控制的策略与技术，追求犯罪控制的有效性、经济性，自然包括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预防主义从批判报应主义入手，强调报应本身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预防主义的贡献是：刑罚种类及其轻重程度取决于犯罪预防的目的，而不是犯罪造成的恶害，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综合主义立足于报应主义、预防主义，过于片面的缺陷，强调刑罚的双面性——综合主义大体上是旧派与新派握手言和的结果，刑罚目的兼顾报应与预防，强调报应与预防是刑罚目的中互为补充的一体两面。从刑事政策角度看，对于单位犯罪而言，单纯的报应或预防是没有意义的，恢复被犯罪所打破的利益格局或平衡，需要以刑罚的威胁为后盾，激励行为人积极实现法益恢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最好的政策可能是：已经以自己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合作，则不必要再受到惩罚。这是一种重建主义刑罚目的观。重建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刑法作为特殊的法律，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结构，而刑罚处罚的任务在于恢复或缝合被破坏的社会结构，强调重新建立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就是重建主义刑罚观的立场，真正开启了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历程。综上，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主要是一个刑事政策问题，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持续推进的必要。那么，这一由司法机关推动的刑事诉讼改革是否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挑战？这一改革的实体法根据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
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案例：2019年1月至3月期间，被不起诉人孙某某通过营口＊＊有限公司席某某（已死亡）私自向其经营的营口＊＊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有限公司虚开了8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747300元，税额共计103075.87元。2019年11月30日，孙某某将上述税款足额补交。 检察院认为，孙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补交税款、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情节，且其所经营的营口＊＊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有限公司已通过合规考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孙某某不起诉。
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是最高检察院第一批刑事合规改革的试点工作，前期的先试先行取得一定改革成效，并发布了四个典型案件，涉及污染环境罪、虚开增值税发票罪、串通投标罪等。但是，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是否有实行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必要？对此，理论上肯定论、否定论、折衷论之争，并没有达成共识。1.肯定论。有学者指出：“合规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不仅有着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考虑，也有着改造民营企业经营模式、进行除罪化改造的考虑，最终实现减少和预防民营企业犯罪的积极效果，发挥检察机关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肯定论是当前诉讼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大力推广的必要。2.否定论。有学者指出：“随着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原则，为了顺应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政策趋向，在企业犯罪治理领域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非直接引入域外的刑事合规计划，具有特定的制度优势，同样能够产生多维法治价值。”可见，否定论主要是因为已经存在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认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为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所包含。3.折衷论。有学者指出，企业缓起诉制度可以有效克服刑事追诉带来的负外部效应，促进公司开展刑事合规计划。但是，基于实体法上企业犯罪责任归属模式以及法律文化的差异，缓起诉制度的引入应有限度。可见，折衷论强调企业刑事合规暂缓起诉，而不是不起诉，且应当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不难看出，从程序法上把刑事合规计划与不起诉制度关联起来，这是当前最为有力的主张，否定论与折衷论的观点只为个别学者所坚持。固然，中国法学要想在国际社会获得话语权，就不能只跟着国外法学使用的概念，而是需要通过观察、归纳生活事实来创制新的描述性概念，并进一步通过抽象、提炼来创制具有影响力的规范性概念。企业刑事合规作为一个国外法学的概念，提倡与发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感觉就像自家土地里种别人家的种子，自然不如“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这一本土法学概念更加具有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就此而言，否定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以此为理由反对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也混淆了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认罪认罚从宽处罚之间的界限。肯定论与折衷论的观点都支持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只是折衷论的观点较为谨慎。
赞同肯定论的观点，刑法学需要立足于刑事司法的需求，总结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经验与教训，将其凝炼成为概念化、理论化与体系化的理论，以实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良序互动。众所周知，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并非本土法律概念而源于英美法系，刑事合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司治理，从而有可能防止和发现内部的不当行为。企业预防内部不当行为的责任主要在于企业本身，所有现代刑事合规计划的基本假设是，企业处于监控、监督其成员行为的最佳位置，当企业出现刑事合规计划失败时，则会导致企业本身被刑事追究。认为，就目前中国检察机关主导的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而言，这主要是一个刑事政策分析问题，刑事政策分析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社会等发展的大环境进行讨论，放在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追求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实现刑事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等语境下考虑，才能弄清这一刑事政策转变的时代意义。
第一，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作为社会学的理论主张，强调法律及其实施的有效性、功能性。社会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益补充，基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性，国家也难以有效监管某些大型复杂公司组织，这些组织由于其规模和内部复杂性，国家对其进行外部直接干预或监管存在难度。或者说，国家无法控制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风险，才有必要依靠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作为一种方式自我管理风险。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公司、企业等组织体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改进、自我监督方面的力量，可以实现治理体系在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周密布局，有利于构筑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共治”，有利于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功能秩序。而把本属于国家责任的事务，转交由公司、企业等单位来承担，则需要一种激励机制，即督促企业通过合规计划监管自己的商业活动，法律因此而给予其责任承担方式的照顾。企业刑事合规计划不仅是量刑减轻的情节，而且是免除刑事责任的事由，这可以有效激发公司、企业进行刑事合规计划的积极性，使企业开展刑事合规计划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以商业贿赂治理为例，法律及其实施必须正确处理规制企业贿赂犯罪、改善企业内部治理与促进企业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因为惩治公司、企业商业贿赂而破坏企业发展。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意味着单位犯罪治理的时代转型，即从事后惩罚意义上的消极预防，转变为事前、事后的积极预防，强调公司、企业在预防单位犯罪中的主体性作用，重视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模式。
第二，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确保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单位犯罪治理的传统模式强调对公司、企业等的惩罚，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治理体系，在治理目标上存在偏差，即把惩罚作为犯罪预防的手段，刑事司法的社会效果并不好，因为单一的惩罚模式并没有关注单位犯罪的根本原因。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正是在这种反思中逐步形成，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广。认为，公司、企业等单位犯罪是由于企业组织、企业文化不完善造成的，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法人组织复杂化、经营活动跨国化，各国在预防公司、企业犯罪方面不得不面对调查取证越来越难、保护民营企业等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以刑事合规计划为核心的二元刑事责任论，以提高单位犯罪的预防效应。当然，社会效果的考虑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意义上，而是要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的有效性，即有效推动被调查的公司、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以公司、企业的努力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与结构，有效破解传统惩治公司、企业犯罪模式之社会效果不佳的困局。
第三，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有利于实现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刑事政策的核心议题，刑事政策作为犯罪控制的策略与技术，追求犯罪控制的有效性、经济性，自然包括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预防主义从批判报应主义入手，强调报应本身不是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预防主义的贡献是：刑罚种类及其轻重程度取决于犯罪预防的目的，而不是犯罪造成的恶害，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个别化。综合主义立足于报应主义、预防主义，过于片面的缺陷，强调刑罚的双面性——综合主义大体上是旧派与新派握手言和的结果，刑罚目的兼顾报应与预防，强调报应与预防是刑罚目的中互为补充的一体两面。从刑事政策角度看，对于单位犯罪而言，单纯的报应或预防是没有意义的，恢复被犯罪所打破的利益格局或平衡，需要以刑罚的威胁为后盾，激励行为人积极实现法益恢复。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最好的政策可能是：已经以自己的努力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合作，则不必要再受到惩罚。这是一种重建主义刑罚目的观。重建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刑法作为特殊的法律，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结构，而刑罚处罚的任务在于恢复或缝合被破坏的社会结构，强调重新建立和平、合作的社会秩序。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就是重建主义刑罚观的立场，真正开启了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历程。综上，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主要是一个刑事政策问题，是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与持续推进的必要。那么，这一由司法机关推动的刑事诉讼改革是否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挑战？这一改革的实体法根据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
检察机关合规不起诉案例：2019年1月至3月期间，被不起诉人孙某某通过营口＊＊有限公司席某某（已死亡）私自向其经营的营口＊＊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有限公司虚开了8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747300元，税额共计103075.87元。2019年11月30日，孙某某将上述税款足额补交。 检察院认为，孙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补交税款、投案自首、自愿认罪认罚情节，且其所经营的营口＊＊有限公司、大石桥市＊＊有限公司已通过合规考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对孙某某不起诉。
